回顾,思考,未来---北电中国区5000员工的未来

duncan_kai

2009年1月15日早晨，林平一如往常地来到位于望京科技园的北电网络中国总部。 10多个小时前，他所供职的这家100多年历史的著名电信设备提供商已向总部所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美国特拉华州和欧洲各国的当地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以董事会和管理层名义发出的电子邮件已经抵达北电全体员工的邮箱。刚坐到工位上的林平扫了一眼这封邮件的标题，心里想：“这一天终于来了”。
　　一天前，北电宣布大中华区总裁吴振生正式退休。对北电中国的员工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信号—半年前，吴振生带领的北电大中华区刚刚从亚太区独立出来，直接向总部汇报。当时林平和他的同事都觉得，尽管公司的状况不好，但毕竟还是把宝押在了中国。而吴振生选择在北电大中华区的“巅峰时刻”闪电退休，让一度得到些许精神慰藉的中国员工产生了不安的想法。果然，第二天他们便收到了北电申请破产保护的通报。
　　尽管林平声称不清楚发生在公司高层的事，但他还是觉得，吴振生的退休“应该是总部与Jackson（吴振生的英文名）在这件事（指申请破产保护）前达成的共识，以体面的方式离开”。但“破产保护”看起来只是保护了大老板，谁来保护北电中国独资公司与合资公司的5000名员工？
　　1月15日，北电偌大的办公空间相当安静。人们看上去神色平常，没人情绪失控，甚至没人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件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头等大事。很快，林平在公司的内网上看到了全球CEO迈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S. Zafirovski）对员工的视频演说。这位马其顿裔CEO用最舒缓的语气、最平静的表情和最官方的措辞，试图让他的员工们相信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是最好的选择，它将确保公司财务的健康；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研发投入，包括对客户的责任都将继续履行。林平注意到很多同事和他一样，坐在电脑前紧盯着公司高管们提前录制的演说视频，一遍遍地字斟句酌，琢磨其中可能隐藏的有效信息。
　　平静是表面的现象。从上午开始，各个会议室便坐满了人。先是总监们被叫去开会，然后是总监们召集各自的部门经理开会，紧接着又是负责具体业务的经理们。其他人仍在等待，越是基层的员工，他们的等待就越漫长。终于，林平看见自己的直接经理离开了工位，匆匆地走向了会议室。
　　林平在当天下午获知了自己的命运。直接经理把他们叫到会议室开会，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安全。林平所在的VoIP研发和测试团队，一切工作都照常进行。鉴于北电申请破产保护的范围仅限于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地区，中国目前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公司只是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条“进入债权人保护”，而不是直接履行第7条的“直接破产”程序。
　　“我们没像雷曼兄弟的哥们那样抱着箱子被扫地出门，这恐怕和外面想象的不一样。”林平对《第一财经周刊》笑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安全了。北电股价历史性地跌落到了0.1美元，市值甚至不到0.5亿美元。9年前，北电股价和市值曾分别一度高达124美元和2500亿美元—这家在19世纪末发明电话、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凭借无线电装备迅速崛起、在1990年代末的“光纤革命”中走向巅峰的加拿大百年老牌电信设备公司，在经历了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管理层财务造假丑闻和业务重组的数度失败之后，终于到了根脉绝尽的时刻。
　　“未来长则10个月，短则5个月，甚至最快3个月，公司到底是什么出路，总会有个结果，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找自己的出路。”林平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至少，北电还是他们暂时可以栖息的地方。事实上，林平周围的一些同事在几个月前就早已有所行动，遇到猎头打来的电话，也不会再用一句“我很忙”，或简单地敷衍一下就匆忙挂掉。甚至，他们已不避讳在其他同事面前接听猎头的电话。
　　与去年金融风暴的突袭下骤然失去工作的投行员工不同，北电的工程师们过早地体会到了日薄西山的萧条，当公司走到了申请破产保护的境地，他们有更多的行动和手段化解内心偶尔的恐慌和彷徨。“大厦将倾，这个日子迟早会来”，林平说。
　　尤其是最近两个月，林平觉得北电离“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2008年10月，北电中国例行启动了校园巡讲和2009年应届生招聘—2008年，北电中国总共招聘了320名应届毕业生。然而，风光了不到一个月，人力资源部突然宣布取消当年的校园招聘，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紧接着，中国区的所有招聘被全部冻结—“北电的研发机构并没有冗员，尤其硬件部门永远都是缺人的。”林平表示。
　　2008年底，包括林平在内的北电中国所有员工得知2009年将不再被加薪。北京 的正式员工都享受望京一带几家健身场馆的免费健身福利，而这项福利也马上就要被公司终止；员工每年一次外出旅游的额外补助也被取消了。12月中旬，大家听说加拿大多伦多的总部正在邀请几家咨询公司，探讨申请破产保护的可能性。
　　2008年第三季度，北电的亏损增至34亿美元，股价迅速跌落至1美元以下。12月纽交所向北电发出通知，称其股价如果继续维持在1美元以下的低迷状态，将面临被踢出局的危险，迫使北电管理层不得不动用储备金回购股份救市。而此时北电的现金也已经捉襟见肘。自2005年以来，公司亏损超过70亿美元，负债总额估计高达120亿，持有1亿美元 >>以上债权的企业超过100家。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分析师马克?苏（Mark Sue）此前曾表示，破产对于北电来说是“肯定的”。因为在2011年前债务负担将无可避免地拖垮公司。
　　2009年2月初，尽管国家规定的春节长假早已结束，可林平仍在千里之外的老家“意兴未尽”地享受着他剩余的年假。就算是这样，他也很难真正心无旁骛。尽管所在的团队暂时没有受到影响，他也可能要考虑一下新的打算。
　　如果了解林平的经历，就会理解他产生这样的念头并不容易。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家民营的通讯技术公司搞测试，家族企业的管理风格和文化氛围让初入职场的林平很不舒服。加上毕业后去了思科、爱立信和北电的一些同学蛊惑，他一直就积极地打算投靠一家知名的跨国通讯公司。2005年夏天，林平偶然得到了一次去北电面试的机会。终于，他闯了进去。
　　尽管当时北电颓势已显，但对林平来说，北电的技术积累、研发体系和舒适的工作环境让他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终于了解到了一家国际大公司科学的研发体系和流程。”林平说。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北电是一家相当珍惜研发人员的公司—风雨飘摇中的北电这些年虽然多次裁员，其中也曾波及中国，研发人员却几乎从未被列入大规模裁员的名单。
　　但这次，林平可能要主动弃北电而去了。
　　三千公里外，广东北电的资深工程师宗华也在进行着类似的选择。宗华在2002年从中山大学毕业之前，曾参加过广东北电组织的统一笔试，结果并未进入复试名单。他不甘心就这么失败了，于是当了一回“面霸”，绕开正常的程序单凭自荐争取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临近毕业他已与广东电信签约，却意外地收到了广东北电的录用函—结果是，他心甘情愿地赔了广东电信几万元的违约金而最终进了北电的大门。
　　谈及当年对北电的执着，宗华认为北电是“当时有志于从事技术的毕业生的首选，有技术主导的DNA”，更何况当年北电为应届本科毕业生开出的5500元的月薪也的确具有竞争力。
　　宗华对北电的另一份感情，来自于它的地理环境—广东北电的研发中心依傍着中山大学校区，这是宗华最熟悉和亲切的地方。自称“IT民工”的宗华希望在这座安静的校园中，尽可能少被外界打扰。
　　宗华在北电的工作已进入第8个年头，从一名最普通的测试人员成长为管理50人技术团队的负责人。而他也确实赶上了北电光景还不那么糟糕的年月。“2002年，那是CDMA刚起飞的一年。”宗华回忆道。
　　最近，宗华以工程师特有的细心制作了一张用来精确描摹他在北电8年专业工作经历的“职业路径图”，以时间年份为纵轴，以所跨领域和职能细分为横轴，完整勾勒出他这8年以来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职位，随着年份的递进，图表上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局部交叉起来—他越来越资深了。
　　这份图表是作给猎头和招聘公司看的。“懒得动，破产就破产呗，再找工作呗。”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当然，最近我也经常广告自己，哈哈。”
　　然而在下一秒，他的轻松语气旋即变成了深切的眷恋和对北电的最后一丝希冀：“说实话，我们还都希望北电能撑过去，我们对北电都是有感情的，也认同它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监控体系。”
　　“懒得动”是北电资深工程师的普遍心态，多年来北电给予他们的优厚待遇，包括他们对北电的特殊感情，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像温水青蛙那样，陪着一家曾辉煌过的公司慢慢走向失意的深处。
　　当然，宗华依然能希望自己能“撑过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从事的是目前在北电内部最被看重的LTE平台的开发与测试—这也是北电“最后的稻草”。LTE技术是一项从3G向4G演进的过渡技术。虽然还不知道何时商用，但目前全球三大3G技术标准—WCDMA、CDMA2000和TD-SCDMA都宣布将向LTE演进。
　　而事实上，LTE才刚刚起步，仅有爱立信和诺基亚西门子等公司在欧洲建立了零星的试点，很难迅速产生商业效益。但北电相信，技术和经济的循环周期正在逐渐缩短。在经历了售出UMTS和押注WiMAX失败后，LTE成了北电全球战略的最后赌注。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宗华发现周围的一些同事开始动了起来：他们纷纷提出申请，要求调到与LTE研发相关的项目团队去。这起初让宗华感到不解，他们正在做的CDMA项目是北电中国运营商业务中的赚钱项目，按照常理推断，赚钱的业务理应是最稳定、最安全的所在，为什么他们要主动投靠一个正在试验，而且分文不赚的项目？
　　很快，宗华也主动“顺应潮流”从CDMA项目转向了LTE。聪明的他意识到，研发人员已经把LTE项目当成了“最后的避难所”。“现在LTE Team反而成了最难去的地方。”宗华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用流行在北电研发人员间的行话来说，由CDMA >>向LTE的“逃亡”，就是从当“奶牛”的挤奶部门，到了被“喂奶”的部门。以前是CDMA“白养”WiMAX，现在是白养LTE。但是，喝奶的才有前途。
　　其实，挤奶的CDMA业务在中国也日现疲态。在宗华刚加入北电的那一两年，他参与了不少关于中国联通的项目，联通当时也刚获得CDMA网络的经营权。然而他慢慢发现，自己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北电全球一些项目在中国的交付。“在中国的市场被挤压得不行了，在价格和反应速度上被华为和中兴挤压；在技术上又比不上朗讯。”
　　前一段时间在中国电信CDMA招标中，北电也获得了一些订单，然而在中标的设备商中几乎位居末席，仅勉强保住了过去的市场份额。目前，CDMA在中国的研发被压缩到只有二三十人，可是还是得提起精神给LTE喂越来越多的奶。
　　当然，对于那些从CDMA跳到LTE的工程师们，他们的个人命运在北电来说无疑是相对幸运的，用宗华的话说，算是“吃喝不愁”的一群人—他们在观望，在等待，在寻找新的机会，也仍然希望北电在破产保护下挺过这一关。他们觉得，或许这样还能留下来。
　　而另一群早年从属于UMTS（WCDMA）团队的研发人员，基本上成了“动荡的一群人”。张涌就是其中一个。2003年加入北电的张涌起初是UMTS（通用移动电信系统，即WCDMA）的研发人员。2006年10月，北电将只占收入不到10%、持续亏损经营的UMTS业务打包出售给法国电信设备商阿尔卡特。当时就有一些北电员工选择了离开，而张涌选择了留在北电，他把自己的前途押在当时北电最大的赌注—WiMAX上。“北电宣称要在WiMAX领域挤入世界前三。”张涌原来的一些同事选择了Wireless Mesh，也就是所谓的“无线城市”技术。
　　仅仅过了一年，张涌便被告知，公司在WiMAX领域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准备大量削减投入甚至放弃WiMAX的业务。2007年，在一些零星的运营商WiMAX招标中，北电几乎是唯一未入围的设备商。
　　于是，一年前刚刚从UMTS转到WiMAX的兄弟们，不得不开始了新一轮的颠沛流离。其中的一部分人争取到了进入下一个“赌场”—LTE团队的机会，另一些人去了前景也并不乐观的Wirelss Mesh。过了还没有几个月，去做Wireless Mesh的一些人也被拆到了LTE。
　　频繁的动荡下，张涌终于选择了退出。这时，强悍的竞争对手华为在WCDMA和WiMAX领域均有所涉猎—北电的技术人才自然成了它们的首选目标。于是，起初让北电人力资源部门头疼不已的“华为到我们这儿来挖人。”变成了北电员工的主动出走和投怀送抱。由于毗邻深圳，广东北电的不少员工选择了出走。更何况，华为还经常会开出比北电略高的工资和配套福利。
　　北电在全球战略选择上的“无地彷徨”，折射到员工身上的动荡命运也让在北京 的林平感同身受。“全球高层的战略决定，在执行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最终造成事情走到岔路上”，林平说。
　　在林平看来，北电这些年在不同的市场均陆续失利，除了战略的摇摆和押注失策之外，与北电研发竞争力的削弱也有关系。在2005年决定加盟北电的时候，林平很容易就被北电“VoIP技术领导者”的自我标榜吸引了，而当时，北电在技术上也确实领先。
　　当林平在北电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团队中一些北美同事的名字逐渐地从电子邮件和公司内部通信系统中消失了。“我能够真切地感觉到，北美那边的高级和优秀研发人员正在流失，他们正在离开北电。”林平当然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这也意味着机会。过去，他的同事们几乎很少接触到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最核心的技术资料和细节。但现在北电开始有意地把一些重要的研发项目转移到中国来—因为这里有更低廉的成本以及更充分的研发人才。现在林平能接触到美国最领先的项目和技术，并从北美的工程师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但论及研发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中国的研发团队仍不能与北美媲美。这意味着尽管北电研发的人力成本大幅削减，但研发环节显然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伤害。后来的市场发展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北电的VoIP产品并没能真正取得绝对优势—思科和Avaya等推出的解决方案吸引了更多客户的青睐。
　　2007年之后，林平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事情起了新的变化：公司的财务状况日益堪忧，对降低成本和偿还债务的需求更加迫切，而这时布局在中国北京 和广州的两个研发中心，人力和生活成本早已很难用“低廉”来形容。再加上中国对跨国及合资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调整—对北电来说，中国已经不是它心目中的“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了。一些原本交给中国的核心研发任务被转移到了越南和其它东南亚地区。
　　“成本的削减和研发水平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高层的决策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的”，林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纵是如此，你仍然能体会到那些在北电工作了多年的工程师们对这家百年电信设备商的特殊情感和眷恋：在破产保护的阴云压在每个人的头顶之上的时侯，他们仍在“走出去”与“撑过去”之间徘徊，经历着理智与情感的抉择—没人能替代他们做出最终的选择。
　　“你很难想象，直到去年，北电仍然是很多通信类的应届毕业生最向往的公司”，宗华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林平并不否认，北电在技术的领先和市场的判断上经常出现脱节，但作为研发人员，他对北电的技术文化仍然眷恋颇深。“北电的文化很开放，我觉得这里很公平”。
　　那些已经投奔了华为的兄弟们最近经常过来“招安”，他们带来的令人欣慰的消息是：华为的经理们普遍觉得北电的员工职业操守和技术都过硬，比其它公司过来的强多了。“钱多，换城市，换职业方向，可以做海外市场，这些都成了北电员工跳槽华为的理由。”宗华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再说，对广东北电的人来说，这附近也没什么值得去的公司了”。
　　对北京 的员工来说，机会也许多一点，已经有猎头公司每天蹲守在望京附近，为一些跨国通信公司专门“猎取”北电的员工。不过在林平看来，华为并不是北电人跳槽的好选择。“要跳槽也应该往高处跳。”在北电工作了3年多，林平已经十分适应并欣赏这里的氛围，也具备了北电人特有的清高。他觉得华为那种“不人性”的文化是难以接受的—即使华为正在市场上把北电打败。
　　前一段时间，林平的一些同事跳槽去了爱立信和微软，这是他觉得还不错的选择。最新的消息是，北电总部已经申请将破产保护期延长至5月1日—可林平他们还要再多等两个月吗？

武夫的眉笔

受教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