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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楼主

发表于 2016-2-9 22:07:45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微信分享

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宁粤分裂、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国民党北伐后虽然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冲突频仍。作为在斗争中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而言，除了红军、日本以外，形同诸侯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是他的“眼中钉”，在抗战前，蒋介石一步步执行他的“削藩”企图，各地方实力派也处心积虑保存壮大自己的实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楠近来在历史学期刊《史林》中发表《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一文，刘文楠以蒋介石与晋绥实力派阎锡山等人的权力博弈为主线，展现了蒋介石如何在抗战前寻找理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抗战前，蒋介石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思路百转千回，从武力统一到政治统一，从中央坚决集权到给予地方部分权力，这些转变，部分因为他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较为良性的互动，有些则是因为日本的威胁所致。

蒋介石给张学良千万现金以瓦解张阎联合

1930年，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巩固了自身地位，但内乱远未平息。1931年5月，各反蒋派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宁粤分裂。因中原大战而失势的阎锡山避居大连，此时他嗅到了东山再起的气息，希望借此机会召集北方各势力联合反蒋，并驱赶张学良。

各地方实力派之间尔虞我诈，张学良托人询问阎锡山对于时局的态度，有着驱张态度的阎锡山写信给张学良，信中称“今为国家计，为北方计，只有倒蒋个人，维护统一，否则四分五裂”，信中还奉承张学良有实力有号召力，可以成为北方倒蒋的领袖。给张学良戴了多顶高帽后，阎锡山又称如果自己参战，“北方必至大纷乱，不利于党国，不利于北方，不利于我自身。”为了拉拢东北军，蒋介石一次性送给张学良3000万现金，肢解了这次反蒋联合。31年7月，军阀石友三通电反蒋，本应揭竿而起的阎锡山，冯玉祥和部分东北军都选择了免战牌高悬。

石友三反蒋失败后，阎锡山于31年8月租用日本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大连飞大同，旋即回到老家山西五台县河边村，这立即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据徐永昌的回忆，在1930年东北军入关与蒋介石结盟时，蒋介石答应黄河以北归张学良主持，如果阎锡山在山西复出，会给意图主持北方的张学良造成威胁。31年9月17日，张学良告诉徐永昌，要求徐迫使阎锡山离开山西。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阎关系缓解

正当蒋介石和张学良虎视眈眈紧紧盯住阎锡山之际，九一八的枪声让他们不得不将视线转移。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感慨道，九一八事变对国家是天大的不幸，对山西而言，反而是危机得到缓解。

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涟漪波及全国政局，张学良在失去东北后，考虑与关内的实力派妥协，主动提出赦免阎锡山。与此同时，南京和广州两个分道扬镳的国民政府也决定和解，国民党会议宣布恢复此前反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被开除党籍的地方实力派的党籍。此时，徐永昌向蒋介石建言，阎锡山留在山西经营内政，平息山西各军事势力的内斗，将有助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作为与日本相抗衡的准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可以从相互争夺权力的“零和博弈”变为互利互惠的“双赢”。

随后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也为之投桃报李，当韩复榘以及段祺瑞派人前来劝说阎锡山驱赶张学良，在北方另立政府时，阎锡山的态度是“外祸方殷，岂可再生内江。” 阎锡山的良好态度和日本的外来压力让蒋介石处理地方的思路打开了另一扇窗，他修改了原本武力统一中国的策略，转而希望地方实力派参加中央政府的政治协作，避免内乱从而一致抗日。
随着日军脚步的临近，阎锡山态度越来越倾向于中央，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华北岌岌可危，广东地方实力派以抗日名义掀起反蒋舆论，并四处联系，阎锡山却不为所动。5月，《塘沽协定》签署，中国以丧失部分主权的代价与日本妥协，达成中日停战，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塘沽协定》是南京政府卖国的铁证，从而继续抓紧实施反蒋活动。但阎锡山保持着“忍辱以自强”的态度，其立场与蒋介石政府“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有着诸多重合点，两者之间培养了一定的互信，暂时进入到了一个“蜜月期”。

《塘沽协定》后蒋仍要消除边藩

在抗战爆发前，日本充当了一直分分合合，打打闹闹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第三者”，日本的入侵使蒋介石和阎锡山在一定程度上“情投意合”，然而，一旦外力解除，双方便回到“同床异梦”的轨道。《塘沽协定》后，日本的压力逐渐缓解，蒋介石腾出手来加紧对苏区的“围剿”，在“剿共”过程中不断扩大中央军的势力，这引发起了地方实力派的警觉，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关系再度紧张。

1934年2月11日，蒋介石发表“真电”，试图放弃政治军事的强行统一，转而求经济文化的柔性统一。然而，“真电”是否蒋介石肺腑之言？同时期蒋介石却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注意：一溥仪称帝，二德王勾倭，三俄寇入伊利，四疏勒独立，五藏人勾英。如藩制不定，则不数年必尽失边疆矣。本部政制亦应早定。其次西北孙匪，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杨等人，亦为边藩之第二，可不慎乎?””可见，“真电”中的一些话俱属空话，在蒋介石眼中，边藩是必须消除的隐患，这其中就包括山西的阎锡山。

在日军威胁暂时缓解下，蒋介石加紧了对国内地方势力的整合统一，并坚持中央独大，1934年8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央政府即国家之代表，破坏中央，即破坏国家。”其中央集权意图暴露无遗。

西北之行刺激蒋转变思路

1934年蒋介石的西北之行，成为蒋阎之间关系再度升温的契机，1934年7月，江西的“剿共”已经大致成功，蒋介石开始了一个月的巡视西北之行，并在山西逗留了3天。山西之行让蒋介石目睹了阎锡山治理山西的成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蒋介石在谈到晋绥时，全是褒奖之辞。事实证明，阎锡山重新主政山西后，着手制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提出“自强救国”的口号，发展工农业，其中最有成效的建设项目时西北实业公司，该公司包括炼钢厂、兵工厂、纺织厂等各类轻重工业，阎锡山还修建了纵贯山西南北的铁路，成功的实现了以一省之力建成千里铁路的目标，这在当时地方实力派中是绝无仅有的。

阎锡山在和蒋介石交谈时，提出对日不准备武力，还提出“中央有力，地方有权”，地方以军权获取行政权包括财权的设想，在基本立场上表达了对中央领导的服从。阎锡山和蒋介石确认了以建设和发展为重心的强国策略，尤其是在军事外寻出路的路线。

西北之行尤其是与阎锡山的良性互动，让蒋介石感受到了政治统一的可能性，使他的的思维再度“调头”，蒋介石决定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以系统的方式表述。11月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发表“感电”，宣言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12月，国民党通过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之纲要案》，给予地方一些权力“蛋糕”，包括部分立法、行政、财权和军权。

“感电”可谓是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以来对国事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他的基本方针由针对中共的“攘外必须安内”，转移到以对外准备抗日国防，对内建设为主的“安内攘外”，而“安内”的方式也转为以政治手段为主的“和平统一”。

阎锡山则于1935年1月27日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梦，其中引用了“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一句，该语出自诗经，用来歌颂周文王的美德，阎锡山恐怕在潜意识里已经认同了蒋介石天下共主的地位，并认为应该以传统的君臣之理来处理和蒋的关系。从通缉犯到臣服者，阎锡山完成了迅速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