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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三科负责暗杀活动,也被称为“伍豪之剑”。 周恩来在中共建党之初,不仅一手建立了中共的特工系统和军队,还一直是中共实际上头号核心人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之后。
顾顺章脱共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来到武汉, 4月24日,顾顺章化名“化广奇”,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表演大获成功,但随后被国民党特工抓获。 顾顺章被曾经是中共汉口负责人后脱共的国民党特务尤崇新认出,遭国民党汉口警察局局长蔡孟坚逮捕。顾顺章随后立即投降,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抢先通知了特科,导致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因此顾顺章当时在得知蔡梦坚向徐恩曾报告,不禁跌足长叹:“这下抓不到周恩来了!” 周恩来在躲过随后的大抓捕之后,开始迅速处理此事。 周恩来迅速把中共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其中包括顾顺章的家属也在这里。
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周恩来最终决定将他们灭口。于是,由周恩来、赵荣(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杀人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周恩来杀掉救命恩人 案发当晚在顾家的亲属,除了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被放生外,其余13个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顾妻张杏华、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家宝、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机、串门的朋友在内。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上海探亲的农村妇女,根本与顾顺章的工作毫无关系,但也被活活勒死。死者中还包括顾家客人、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
斯励(1900-1931),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1927年4月北伐途中,苏联顾问及中共在中国境内发动倒蒋,蒋介石决定取缔苏联顾问并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在4月12日的清党中,斯励借着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将周从国民党手里救出,是周恩来名符其实的救命恩人。
那天,周恩来带着中央特科的杀手们闯进叛徒顾顺章家,顾顺章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正在打麻将,不巧顾家朋友斯励也在场。正因为他认识周恩来,所以周命令连同恩人一起勒死。
案发 1931年6月,周恩来多次带人勒死顾家人及其亲友,在上海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11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32号,新闸路斯文里70号等处共掘出尸体30余具,死况甚惨。当时上海各报把这作为特大新闻发布,震惊全国。
当时被放生的12岁的顾顺章的小舅子张长庚于80年代初,在上海撰文讲述了当时案发的经过。他称在1931年5月初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将王世德逮捕。 参与灭门案的王世德被捕后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警察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案发后,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发现破获,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逃脱。 当时国民政府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相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新闻界获得消息后,发出报导。当发掘工作进行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院内深掘到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顺章全家大小八具尸体,全市为之震惊。
以后据王世德所供,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继续从事发掘,结果又掘得三十九具尸体,都由周恩来命王世德等所杀害。上海报纸上登出照片:顾顺章在家中掘出尸体,抱尸大哭,发誓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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