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转个贴子，来说说中国近代抗战

angelvan2012

1942年6月15日，江西鹰潭陷落，16日贵溪陷落。日军侵占鹰潭地区后，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鹰潭人民惨遭蹂躏。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至1943年7月止，日军一共出动了飞机447架次，投放炸弹1243枚，对鹰潭地区进行狂轰滥炸。1942年8月19日，日军从鹰潭贵溪两地溃逃，一时间鹰潭3条街烈焰腾空，大火烧了两天一夜，没有剩下一栋完整的房子；贵溪城内1900余栋房屋也被日军三十四师团付之一炬。
　　
　　
　　日军自1938年6月在江西彭泽登陆，到1945年9月14日在南昌签字投降，在江西欠下了累累血债，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84县，就有78县遭日军严重烧杀淫掠，难民和伤病员达510万以上，土地荒芜300多万亩，全省人口由战前的两千多万锐减至1300万以下。在那生灵涂炭的7年血雨里，江西伤亡了504450人，其中死亡313249人，重伤83529人，轻伤107672人；伤亡者中，男约309101人，女137481人，儿童57868人。江西被毁房屋391874栋，城乡残破，民不聊生。江西财产损失达1007202334千元（法币）。



1942年，上海沦陷区的饥民。
　　
　　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可怜百姓，
　　不知道今天那些怀念“民国范儿”的酸腐文人，
　　到底想怀念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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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天，八路军向承锦铁路南大片山区挺进，半个月内，连克18个日军占领的村庄，解放了被日军关在“人圈”里的老百姓。旁边为日军的碉堡。
　　
　　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后，共产党游击队和各种抵抗组织，对日军造成极大困扰。为了切断人民与反抗组织的联系。日军大规模推行‘集家并村’政策，采用“人圈”（集中营），将人员集中看管。
　　
　　人圈政策最早起源于东北，1933年11月，“吉林省盘石县参事官岛升提出的成熟方案……”1934年12月3日又发布了“建设集团部落公告”。1936年年末，建立“集团部落”400个，至1939年共建13451个。
　　
　　1942年,日本人在兴隆县蘑菇峪修建了3个“人圈”,把蘑菇峪的居民全部迁进所谓的“部落”。当地百姓讨厌“部落”,形象地把“部落”起名叫“人圈”。最大的一个“人圈”住有一千余户居民。 史耀青老人接着说:“我们家被赶进‘人圈’后,生活那个惨呀。谁家有屋子呀,都是用茅草搭一个偏厦子,或者干脆在地上挖个坑,上面盖点茅草。我们全家好几口人大冬天就盖一床小薄被。只能在白天‘人圈’大门开时出去一会儿,下午大门关时必须回来,回不来的让日本人看见就是死路一条。全家在‘人圈’里过了两个春节,其中有一个春节,爹说趁着家里人还全,过个团圆年吧。爹带着家里不多的一点小米出去换了点白面,大家对着几个白面馒头哭了,谁也不知道,全家人下一个年还能不能在一起过。 “‘人圈’是日本军和讨伐队的天下,挨打受骂就是家常便饭,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挨一顿暴打,那真是屈辱呀。” 老人说到这里,抬起衣袖擦着脸上浑浊的泪水。尽管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曾经为屈辱而燃起的怒火似乎还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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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热河山区长城沿线一带，被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破坏后的农民房屋。1942年9月至12月，日军对河北东部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第27师团师团长源田指挥本师团及关东军1个联队（1000余人）、伪治安军20个团（两万人）、伪满军4个团（3000人）、杂牌伪军（3000人），共46000余人，对八路军采取大包围分割扫荡。
　　
　　这个扫荡力度，甚至超过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会战级别战役。日军大量修建碉堡、封锁线，对山区实行“集家并村”，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分局第13(冀东)地委、军分区部队，为避免与日伪军决战，将主力第11、第13团先机转移到日伪军侧后热(河)南、滦(河)东等地打击与牵制日伪军，开辟新根据地；留第12团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与日伪军周旋。
　　
　　日伪军发现八路军冀东主力部队外转后，即以绝对优势兵力轮番出击，并驱使从当地、山东、冀中抓来的20万名民夫，于10月中旬在长城内外构成三道封锁线，先切断长城内外的联系。
　　
　　到年底，日军用20万民夫挖成贯穿全冀东地区的主要封锁沟10道，封锁沟深3米，宽5米，共毁良田684.4万余亩。在封锁沟和公路线上，三里一碉，五里一堡，每碉派两个班至1个连兵力驻守。冀东地区被日伪军分割成很多细碎的小块，遭到日伪军严密封锁。在此情况下，地方武装又从基本区退出一部，坚持基本区的斗争愈加困难。转移至长城北承德地区活动的部队，11、12两月，对驻长城沿线日伪军发动一次小型攻势，先后攻克上峪车站、杨家黄岭、双宝镇等20个据点。其中，黄花川一战，毙日军田中大队长以下43人，俘日伪军100余人，缴轻机枪3挺、长短枪125支。同时，派精干武装潜入基本区，做恢复工作。
　　
　　此役，八路军游击队采取避免与日伪军决战的方针，八路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保存了有生力量，但抗日基本区为日伪军占领，使北宁铁路以北长城以南地区大部变为日伪军占领区或游游击区，冀东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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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本土被侵华日军蹂躏了11年，仍在不断溃退时；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仅用半年时间，就将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航空母舰，送进了海底。
　　
　　1942年6月4日凌晨，中途岛海战开始。日军四艘航母（苍龙、飞龙、赤城、加贺号），与美军三艘航母（企业、大黄蜂、约克城号）遭遇。由于日军还没有发现美国舰队，日军南云忠一中将，下令将舰载机上原本用于攻击美舰的鱼雷，换成轰炸中途岛的炸弹。日军竟然将换下来的鱼雷直接堆放在甲板上。上午10点，美军舰载机对日本航母发起空袭，引爆甲板上的鱼雷炸弹，日军赤诚、加贺、苍龙三航母，立刻爆炸起火。下午5时，旗舰飞龙号遭到企业号舰载机轰炸，可以看到前升降机及周围甲板已被巨大的爆炸掀开。
　　
　　6月6日清晨，在旗舰飞龙号遭受重创无法挽回的状况下，日军命令护卫驱逐舰“卷云”号发射的两枚鱼雷，将在海面上燃烧了数个小时的“飞龙号”炸沉，日军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山口多闻中将，与飞龙号舰长自愿殉葬。
　　
　　中途岛之战，日军共损失4艘大型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322架飞机和3500人，另有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受重创。此役让日军多年积累的6艘大型航母损失了三分之二，更为严重的是，日军几乎损失掉了他们全部的优秀舰载机飞行员，并永远失去了最杰出的航母大师山口多闻少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途岛一战便耗尽了日本用近二十年时间才积累起来的海空精华。失去了航空战队主力的联合舰队从此再不复当年之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日军自1938年开始的重庆大轰炸，最初由陆军航空队担任，1939年春大本营令海军航空队接替陆军恢复对重庆的轰炸。虽然山口多闻对这个任务所要达成的目的抱有很大的意见，但还是忠实的施行，他针对重庆的地质特点和房屋结构广泛的使用燃烧弹，当年5月3日，日海军第2联队的21架三菱96轰炸机和24架96陆攻机袭击重庆，次日，日机27架再袭重庆，重庆损失惨重，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及此后的‘六五’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惨重的损失，因此山口多闻也是一名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可惜他死在中途岛，没能接受战后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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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强大的日本，在更加强大的苏联、美国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这就是工业强国的力量。
　　
　　然而就是这个日本，整整蹂躏了中国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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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23日，日军在瓜岛海战中，为争夺亨德森机场，对美军发起进攻。黄昏时分，日军第4步兵团的2个营和第1独立坦克连的9辆坦克，在马坦尼考河口发动对美军海岸防线的第1轮进攻。美军用岸防炮和重机枪，摧毁了日军全部坦克，打死大量日军。照片为此战后，日军留在海滩上的坦克残骸和尸体。
　　
　　
　　瓜岛，是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的简称，位于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长145公里，宽40公里，陆地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是长链状的所罗门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岛上地势崎岖，森林密布，罕有人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为美国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由于它位居澳大利亚门户，并且临近日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日军在中途岛惨败后，将进攻目标转向南太平洋，计划夺取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和所罗门群岛，并要把瓜岛建成南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以扩大日本海军在南太平洋的作战区域。同时，美国人也看中了瓜岛，打算派一支部队在岛上登陆，使之成为既是遏制日军南侵的战场，也是美军进行两栖作战，发起最终以日本本土为目标的反攻起点。
　　
　　围绕着瓜岛的争夺，日美双方在1942年8月8日——1943年1月，进行过大小海战三十余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海战就有六次，分别是萨沃岛海战、东所罗门海战、埃斯帕恩斯角海战、圣克鲁斯大海战、瓜达尔卡纳尔海战和塔萨法隆戈海战。双方损失的驱逐舰以上的舰只各24艘，美国海军沉没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14艘，阵亡约3300人，伤约2500人；日本海军沉没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11艘和潜艇6艘。伤亡2.5万人。
　　
　　　瓜岛争夺战是太平洋战争中一场空前残酷而激烈的大搏杀。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夺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战役之一。此战使日军最精锐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参与九一八事变、徐州会战，与第6师团并称为日本陆军最强悍的部队）损失惨重。
　　
　　 ——中途岛海战日军的失败是二战中太平洋战场的转折，战局开始向着不利于日本而有利于美国方面发展，日军战略主动权逐步丧失；而瓜岛战役，日军不仅没有实现重新夺回战略主动的作战企图，反而其军事实力进一步受到削弱，最终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从此后，日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处处设防，步步被动，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


美军在瓜岛的“环形防线工事”和强悍的火炮实力，让在中国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日军吃尽了苦头。
　　
　　这就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力量。
　　
　　直至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遭遇美军的“环形防线工事”，同样一筹莫展。再勇敢的士兵，在对手强大的硬实力面前，只能留下尸体。



1942年11月28日，四名死亡的日本兵，躺在新几内亚岛东北岸布纳岛的一个碉堡旁。瓜岛战役是美国第一次两栖作战，甚至有一家兄弟5人共同阵亡的事情发生。日军在战役后期陷入被动，在食品匮乏的情况下，饥肠辘辘的日军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还有日本兵为抢米自相残杀。在这场意志与实力的较量中，美军笑到了最后。



1943年1月，瓜达尔卡纳尔岛上1名阵亡的日军士兵尸体，身上爬满蝇虫。
　　
　　瓜岛战役期间，美军弹药消耗惊人的高，有一名机枪手一个晚上竟然发射了两万六千发子弹！美军炮兵人均发射100枚炮弹，在如此强大的火力密度之前，日军武士道式的亡命冲锋也无济于事。此战，日军在瓜岛留下上万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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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将中国华北、华东占领区，变为“大东亚圣战”稳定的战略后方和兵站基地，对华北共产党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扫荡”、“清乡”和“三光”。光是1942年3月、5月及冬季，日军就进行了三次规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共产党仅冀中根据地6万多人部队，就折损1万6千人，牺牲高级将领3位。同时，残酷的军事斗争也磨练了共产党的军事能力，各自独立的抗日根据地，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图为日军在共产党根据地周围构筑的碉堡和封锁沟。



1941-1942年，中国华北、华东、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迫使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赴东南亚与美军作战。但是与此同时，日军与大批伪军，对中国占领区，进行了长期血腥的扫荡。
　　
　　仅以山东为例。1942年，日军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大扫荡。日军在山东周边的总兵力增至4.7万人，伪军猛增至16万人，日伪据点由1940年底的1156个增加到3700多个。针对共产党根据地，日军发展出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1942年秋至1943年初，日伪军对鲁中、胶东、湖西、清河、冀鲁边等地都轮番进行了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山东根据地在残酷斗争中，扩大至12.5万平方公里，拥有2400万人口，127个县级民主抗日政府。日军真正掉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当今天的台湾人，言之凿凿地指责共产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时，也不想想，日军能让共产党在眼皮子底下发展吗？共产党的发展，都是抗日武装力量，用血与肉换来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一触即溃，丢失的国土越来越多，即使1942年以后，日军开始走下坡路了，国民党在中国战场上，依然是在全面溃退。如果不是中国的国土足够大，国民党早已流亡海外。



日军的长期扫荡，和部分地区因自然灾害出现的饥荒，对共产党根据地的物资供应造成极大影响。1942年12月底，陕西延安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图为萧劲光（站立者左四）等参观延安机关干部纺线。中共力图通过这一运动，使所辖地区克服严重的物资困难，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同时期的重庆国民党政府，还在等着美国飞机给他们运送巨额援助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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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初，由日本知名作曲家古关裕而，和歌星奥山彩子等组成的慰问团，不远万里来到云南怒江边的松山阵地，为日军打气鼓劲，这也是唱给这些所谓“九州男儿”最后的挽歌。



就在中华民国丢失大片国土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建设，尤其是在中国东北，自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和民间资本财团，便利用中国东北丰富的煤矿、铁矿、有色金属、页岩油等资源，建设了大批工厂。为了修筑铁路、公路、机场，挖掘煤矿等重体力活，从中国山东、河北等地，骗招掠夺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残害致死者不计其数。
　　
　　1942年4月26日下午2时10分，日本人控制的辽宁本溪湖煤矿，发生“4.26”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全矿三个采区几乎全毁，所有当班井下人员除极少数生还外，大多数死亡。事故后仅清理尸体就费了十多天的时间，总共查实死亡人数为1549人，轻重伤246人。在死亡人员中有31名日本人，其余全都是中国人。事故发生后，日本人为粉饰罪行，立了块“殉职产业战士之碑”。碑上所记此次瓦斯爆炸死难劳工为1327人。碑后面就是埋葬尸体的“万人坑”。根据目前的史料记载，这是至今为止，世界采矿历史上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最惨烈的一次矿难！
　　
　　在中国东北沦陷的14年间，日本人从东北掠夺了大量工业资源，仅从辽宁抚顺采掘的煤炭就超过2亿吨，由于日本人控制的煤矿采用残酷的“人肉开采”政策，迫害致死的中国煤矿劳工，至少超过30万人，在抚顺市周边地下，留下了几十处“万人坑”，直至今日，仍能挖出累累白骨。
　　
　　这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20万大军不战而逃的后果，难怪张学良一辈子没脸回东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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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为1935年，日本炭业鲜满视察团，考察朝鲜、伪满洲国煤炭业时，在辽宁抚顺古城子露天煤矿，剥离作业区留下的照片。运煤列车背后巨大的挖掘机，是从美国比塞洛斯公司（目前世界最大的采矿机械制造商）进口的大型电铲。这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挖掘设备。
　　
　　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满清王朝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启动了“洋务运动”，开始大规模建设官办工矿、军工企业。由此中国拥有了第一批近代化的造船厂、钢铁厂、枪炮厂、铁路工厂。1890年后清政府开放民营资本涉足工矿企业，极大推动了中国工业起步。然而到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为偿还甲午赔款，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欧美国家借贷大量资金。由此使中国丧失了对国家资本和海关贸易的控制权，使得其后中国工业发展举步维艰。清朝灭亡后的时局动荡和军阀混战，进一步阻碍了国内产业发展。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军阀如张作霖、阎锡山等，仍然建设了大量军工企业，如奉天兵工厂、辽宁迫击炮厂。这批企业为中国重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基础。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原本是有机会大力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然而这个无能的政党，以各种理由做借口，放弃了这个机会。使得中国进一步沦为外国资本的乐园。尤其是日本财团，在日军保护和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下，大肆倾销冲击中国市场，挤压吞并中国民族工商企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为日本财团彻底敞开了大门。
　　
　　就这样，原本应该是中华民国负责的“中国工业化”历史使命，主角变成了日本人。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悲哀，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又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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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的——抚顺炭矿古城子露天矿
　　
　　
　　 1904-1905年，日本与沙俄在中国东北，为争夺东三省控制权而大打出手，史称日俄战争。结果以沙俄战败而收场。由此，两国在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南北对峙。
　　
　　 从1906年开始，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四大机构，开始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渗透和控制。关东厅原为关东总督府。1905年10月18日，日本政府任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关东总督。10月31日，关东总督府设于辽阳，次年5月迁至旅顺，成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最高权力机关，隶属日本外务省。
　　
　　 为了管理从沙俄手中接管的南满铁路，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发布第142号敕令，公布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文件，共计22项条款。7月13日又成立了以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的满铁筹建委员会。由于儿玉源太郎曾当过第四任台湾总督，他极力举荐时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出任满铁总裁一职。后藤新平是医生出身，但心狠手辣，在1902年起任职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短短5年时间里，曾颁布法令，处死台湾民众33000多人，超过当时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一。7月22日晚，儿玉源太郎约见后藤新平。后藤向儿玉建议：“日本在满洲必须重点经营铁路，其余依次为开发煤矿，从本土移民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如此才能有实力与俄国再次进行决战，或者为全面占领中国作好准备。”，儿玉对此方针深为折服。23日下午，后藤新平离开儿玉源太郎的府宅，当晚儿玉源太郎突然暴死。后藤新平转而投靠儿玉源太郎的继任者寺内正毅，答应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一职。
　　
　　 1906年11月26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资本金2亿日元，其中日本政府以实物投资承担一半，对民间投资则保证按年利六厘分红，股东主要是日本皇室、贵族和官僚。如三菱银行的庄田平五郎、正金银行的园田孝吉、安田银行的安田善次郎、三井物产的益田孝、第一银行的涉泽荣一、兴业银行的添田寿一、日本银行的高桥是清、日本邮船的近藤良平等。1907年3月5日，满铁根据第182号天皇敕令，将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儿玉町（现团结街）原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办公楼，东京则改为分社。1907年4月1日，“满铁”正式开业，下设调查部、总务部、运输部、矿业部及地方部。至此，影响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机构——“满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在中国境内修筑了诸多铁路，如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铁路，法国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俄国在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英国在云南修建未成的滇缅铁路等。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铁路决非是西方列强送给中国的礼物，而是一条条吮吸中国经济资源的巨型蚂蝗。满铁同样如此，满铁并不是一家单纯的铁道管理公司，而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总枢纽，其性质与英国在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类似。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将其称为”文装武备“，即以经营铁路为中心，实行大规模移民，扩充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构成潜在的军备。以发展经济力量达到增强军事力量的目的，实现以战养战。这就是日本殖民政策的核心。
　　
　　1932年3月1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被扶植上台。满铁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大批满铁社员登上了伪满洲国的政治舞台。像满铁的一个卫生课长，摇身一变成为司法部的总务处长，这种事例屡见不鲜。从满铁退职转为伪满官吏的多达244人。满铁的触手伸及伪满洲国的方方面面，获得了各种垄断特权。除了铁道、水运、航空等交通运输业务之外，满铁还经营抚顺、辽阳的煤矿、冶金、电气、农林畜牧、文化、教育、旅游等业务，拥有鞍山制铁所（昭和制钢所，现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满洲炭矿、满洲采金、满洲铅矿、满洲矿业开发、满洲轻金属制造、日满镁工业、同和汽车、满洲电业、满洲化学工业、满洲盐业、以及遍布各主要城市的满铁医院和大和旅馆等多家会社和文教科研医疗机构。
　　
　　 随着会社经营范围的扩大，满铁的收益也在成倍增长，据统计，从1907年到1928年，满铁收益增长率为2110%，纯收入增加19倍。从1907年满铁开业到1931年，24年间，满铁支付给日本政府和股东的红利及公积金高达8亿多日元！1920年满铁第一次增资至4.4亿日元，1933年第二次增资至8亿日元，1940年第三次增资至14亿日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满洲国成立之后，满铁在其附属地内的行政职能以及各种政治活动被逐渐削弱，其业务被置于关东军司令部的监管之下。随着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原属中国的沈海、奉山、吉长、吉敦、吉海、四洮等铁路，以及东北全境的港湾、水运、煤矿、钢铁、轻工业和化工工业的经营权也被转交给满铁，其附属地面积增至524.3平方公里。至1935年，满铁经营的铁路长度已达6857.3公里。1936年，满铁改组铁路管理机构，在奉天设立铁道总局，统一经营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
　　
　　 全面掌控中东铁路后，满铁的势力范围益发膨胀。日本在东北掠夺的煤炭、生铁、黄金、大豆等资源，汇集到中东铁路沿线，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大连港。再从大连港装船运往日本。大连港建于1899年，原为沙俄控制，日俄战争后落入日本人手中。南满铁路与大连港使日本人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的对外贸易。同时这里也是对华倾销日本商品的重要渠道。在日本统治大连港期间，出口货物主要有煤炭、大豆、豆饼、豆油、花生等，60%以上运往中国其他港口；进口货物主要是钢铁、日用百货、面粉、纺织品等，70%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其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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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社从中国东北大量低价掠取大豆。这是在开原火车站等待装车发运的大豆。从1907年到1943年，日本从中国东北低价掠夺的大豆及大豆制品为：大豆286.97亿公斤，豆油21.19亿公斤，豆饼26.63亿公斤。其中1929年大豆输出最高达到21.6亿公斤。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扩大伪满的重工业和军工能力，决定设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原由满铁和伪满管辖的重工业强行收归该社管理，其中包括鞍山制铁所等企业。满业资本总额4.5亿日元，伪满政府和日方各出一半。依靠伪满赋予的“国策会社”的头衔，满业对东北地区的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等重工业部门实行统治，到1941年共有关系会社56个，其中直接投资的会社18个，名义资本5.67亿日元，投资额达13.6亿日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业因经营困难陷入低谷，直至日本战败。
　　
　　 日本在东北所经营的事业，均以掠夺巨额经济利润为出发点，丝毫不顾及中国的利益。仅以煤炭开采为例，为了垄断东北的煤业，1934年5月，满铁和伪满政府各出资800万元，合资组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人士任免等权利则由关东军控制。满炭成立时直接经营的煤矿包括复州、八道壕、尾明山和阜新煤矿，另有鹤岗、西安和北票煤矿以独立经营身份加入满炭。1937年2月，满炭增资至8000万元。同年底满业成立，满铁被迫将满炭的股份转移给满业，后陆续增资至3亿元。满炭的经营过程极其血腥霸道，借助关东军的刺刀，满炭强迫大批劳工下井进行“人肉开采”，因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大批劳工死亡，留下数量众多的“万人坑”。据统计，在满炭经营的阜新煤矿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掩埋的死难劳工至少有7万人；北票煤矿至少造成3万余名劳工死亡；鹤岗煤矿造成万余名劳工死亡。由于满炭生产效率低下，1941年7月，满业、日本制铁、日铁矿业合资，组建密山炭矿株式会社，使密山煤矿从满炭分离出来经营。1943年，在关东军命令下，满炭被分割成阜新、西安、北票、鹤岗、满炭五个公司，满铁资本额减少为1亿元。除了满炭经营的煤矿，满铁在抚顺、本溪、辽源、通化、七台河、蛟河、营城等一大批工矿城市，还有大量煤矿。据估算，在日本侵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从中国掠走的煤炭至少超过7亿吨，迫害致死的劳工数以十万计。
　　
　　 除了煤炭，日本掠夺的资源还有铜、铁、金、铅、锌、铝、镁、锰、粘土等一切日本所需的中国矿产资源。到1945年，日伪在东北的工矿企业达6878家，属于像“满铁”这样大的日本垄断企业的东北工矿企业有314家，资本总额61.06亿元。东北农业同样被纳入掠夺的轨道。为了加速对主要东北农产品的掠夺，日本侵略者先后设立了满洲特产中央会、满洲粮谷株式会社、满洲农产公社、兴农合作社等机构，并实行粮食的强制购销，同时压缩民食，减少供给，每年强制掠夺东北粮食总产量的40%—50%。1942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物资供应日趋紧张，日本人甚至规定中国人不准吃白米饭，只能吃高粱米饭，一旦被发现就以“经济犯”的名义抓入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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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南满铁路奉天站（今沈阳站）停靠的“亚细亚”特急列车972号，这是日本第一次建设准轨高速铁路，最高时速达130公里。其为日本高速铁路的鼻祖，三十年后，日本人在东京-新大阪段，建成了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
　　
　　日本人用从中国东北掠取的资源，推动了本国工业发展。而中华民国，则被日本踩在了脚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与满铁携手合作，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并于1932年3月，在长春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满铁由此实际控制了东北全部铁路网。1934年3月1日，满铁在南满铁路大连—长春段，开行“亚细亚号”特快列车。仅用8个半小时，跑完长春—大连间701.4公里，最高时速达到130公里，平均时速82.5公里；远远领先于日本国内平均时速仅有60公里，最高时速95公里的窄轨铁路。这是当时亚洲最快的铁路，也是日本高速铁路的鼻祖，为30年后日本开通新干线奠定了基础。
　　
　　 早在1932年，满铁首席理事（社长代理）岛安次郎，便提出了利用南满铁路的轨宽（1435mm）优势，发展高速铁路的设想。当时日本国内主要为1067mm的窄轨铁路，限制了日本铁路发展。针对窄轨改建标准轨距问题，几十年来在日本政坛屡次掀起轩然大波。以铁道院总裁后藤新平、岛安次郎为代表的准轨派，希望以南满铁路为示范，推动日本国内铁路轨距变革。从1933年起，由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与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合作研制新型蒸汽列车。1934年初，首批三辆“Pashina”型机车在沙河口工场组装完成（970-972号），投入南满铁路进行试运行。其后川崎重工在兵库工场追加生产了9台（973-981号）。
　　
　　 “Pashina”型蒸汽机车，由日本著名机车设计师吉野信太郎，和他的弟子岛秀雄（岛安次郎的长子）负责设计。全车长25.675米、宽3.36米、高4.8米，车轴配置4-6-2，整车重达203.3吨，轴重23.94吨。为了提高构造速度，采用了3组直径达2米的动轮，最高时速达130公里。由于吉野信太郎曾在美国学习机车设计，深受欧美流线型机车影响，便为“Pashina”型蒸汽机车设计了流线型扰流罩，使其摆脱了传统蒸汽机车的造型，并降低了列车风阻。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后新干线列车的设计。（新干线列车主持人即为岛秀雄）
　　
　　 1934年5月18日，苏联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将中东铁路权益，以1.4亿日元卖给满铁。日本人接管中东铁路后，迅速将长春至哈尔滨段的宽轨改建为标准轨距。1935年9月1日，亚细亚特快列车，从大连—长春区间，向北延伸至哈尔滨（全程943公里）；成为当时最豪华的快速列车，服务于日伪的达官显贵。此后由于战局恶化，亚细亚特快于1943年2月停止运行。日本战败后，一列车厢被苏联军队占领中国东北时运往苏联，另一列留在中国，1949年后成为中国铁道部长吕正操和滕代远的专车。“Pashina”型蒸汽机车在解放后称为“胜利-7（SL-7）”型，现仅存2台（SL751、SL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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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过瓜岛战役，逐步改善了不利的战略态势，赢得了动员人力、物力的时间，为太平洋战场上即将开始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军残部被迫于1943年2月从瓜岛撤走。瓜岛战役之后，战况较为沉寂，美军在太平洋只展开了有限的进攻（如1943年5月夺回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日军虽进行反扑，但徒劳无功。
　　
　　1943年5月11日，美军第7步兵师11000人，进攻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该岛靠近阿拉斯加，1942年被日军占领，驻有2630名日军，是二战中美国本土最后被解放的岛屿。阿图岛之战，日军组织了有可能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敢死队进攻，结果将近2600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28名幸存者——大多数都死于自杀性攻击。美国人在阿图岛得到了一个严酷的教训，即日军宁可“玉碎”，也拒绝举手投降。



1939年8月30日，山本五十六接受担任联合舰队司令的职务，在皇宫参加了天皇亲自任命他为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1舰队司令长官的特任仪式。以司令长官身份登上日本海军旗舰——“赤城”号航空母舰。1941年1月7日，山本五十六上书海军省，陈述攻击美军珍珠港建议。1941年9月，由于海军的妥协，山本五十六开始制定攻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偷袭珍珠港使山本五十六一战成名。然而仅仅半年之后，随着中途岛海战、瓜岛海战的失败，日军节节败退。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在乘飞机巡视布干维尔岛时，由于行程密电被美军截获破译，遭到美军16架P-38战斗机伏击而坠毁身亡。5月17日，日军大本营追授山本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和元帅称号。5月23日，山本五十六的骨灰由“武藏”号战列舰运抵东京湾木更津港，日本军政官员到东京火车站迎接山本骨灰。6月5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为山本五十六举行隆重的国葬。
　　
　　日本帝国海军中最有才能、头脑最清醒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后任者远远比不上山本的才干，日本帝国海军的命运已经在此被决定了。
　　
　　美国人仅用17个月时间，就将偷袭珍珠港的航空母舰群，及其指挥者全部毁灭。而日本侵略中国半个世纪的血仇，直至今天仍埋在中国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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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1884-1943）1884年4月生于本州北部新泻县长冈村的封建武士家庭。其父高野贞吉此时已是一个56岁的老头，因此给儿子起名高野五十六。1916年，高野五十六因过继给山本带刀为养孙而改姓山本。
　　
　　在战争前夕的日本，听到日本陆军的疯子叫嚣要打到华盛顿，在哈佛留过学的山本五十六曾说：“你们先去数数美国工厂的烟囱。”实际上，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80％的进口物资，都要从英美控制区供应。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曾有人问山本五十六对于同美国的战争的前景的看法，山本五十六说如果在初期获得大胜的话，日本可能会撑过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但一旦美国的战争机器转动，这个国家将不可能战胜，日本也不可能获得胜利。当日军从瓜岛撤出之时，山本所预见的前景已经显现出来，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攻击的势头已经被遏制，而不得不要进行防御作战了。




1942年底特律汽车厂转产坦克等军用车辆。Gordon Coster拍摄。
　　
　　应该说美国人还是要谢谢日本人，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工厂、银行倒闭，工人失业流浪。日本、德国挑起的侵略战争，极大刺激了美国工业生产的恢复。二战期间美国迅速增长的工业能力，为其在战后称霸世界，积累了庞大的能量。




1943年6月24日，美国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正在建设中的40X80英尺的全尺寸航空风洞。风洞背后是一座飞艇库。
　　
　　风洞是研制飞机、导弹的关键设施。美国虽然是飞机的发源地（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首次制成带动力的飞机），但是在二战前，世界航空中心在欧洲，德国建有大批先进的风洞，率先研制出喷气式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尖端武器。即使是日本人研制的龄式战斗机，也曾经长期压制美国研制的战斗机。
　　
　　正是通过二战中，大规模的军工需求，刺激了美国在航空领域的极大发展，由此建造了大批航空基础科研设施。NASA的兰利风洞中心，迅速成长为世界最重要的航空研究机构。
　　
　　二战中的参战国，包括德国、英国、日本、苏联、美国等，虽然在战争中受到战争损失，但是本国的工业科研实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为他们在战后称霸世界经济市场，提供了基础。
　　
　　在主要参战国中，只有法国和中华民国，由于长期被对手占领压制，失去了这个极大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的机会。
　　法国全国被占领还情有可原，但是中华民国在本国政府仍然控制着大片未占领区的情况下，仍然在坐等盟国援助，无能至此，已经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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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决定首先进攻马绍尔群岛，考虑到马绍尔群岛自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日本的托管地，1935年以后更是严禁外国人进入，该群岛位于美军岸基飞机航程之外，无法组织空中侦察而一无所知。而在马绍尔群岛东南的吉尔伯特群岛，原为英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被日军占领，加上吉尔伯特群岛距离美军基地较近，美军通过多次空袭和空中侦察，对该地区情况有基本的了解。于7月20日决定首先发起对吉尔伯特群岛的两个主要岛屿和瑙鲁岛的登陆作战，作战计划代号“电流”。
　　
　　1943年11月20日8时，美国步兵第27师第165团和第105团的一个营，共约6400人，进攻吉尔伯特群岛最北端的马金环礁。日军发起自杀式反击。此战由于美军指挥不当，花了三天功夫，才全部占领这个总面积仅有1平方公里的小岛。美军阵亡757人，一艘护航航母被日军潜艇击沉，密西西比号战列舰主炮爆炸，死亡43人。日军阵亡585人，被俘105人，其中有104人是朝鲜籍工程兵。



1943年11月，美军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F6F战斗机，从吉尔伯特群岛起飞，准备攻击马绍尔群岛的目标。
　　
　　
　　1942年上半年，日本海军在巅峰时期拥有10艘航空母舰，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偷袭中损失惨重。但是随着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瓜岛海战的胜利，日军航母损失大半，美军迅速扭转了战局。国内军事工业的爆发，使得美国海军实力迅速增长。
　　
　　进入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经过中途岛、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岛等战役，逐步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夺取了战略主动权。随着美国工业潜力的全面动员，军事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部队得到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使其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至1943年秋，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已拥有航母11艘、护航航母8艘、战列舰12艘、重巡洋舰9艘、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66艘、运输舰29艘，以及大量的登陆作战舰只。对日本海军占据了绝对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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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徐特立（右八，毛泽东的老师）、蔡畅（右一，全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等在延安。
　　
　　
　　
　　就在侵华日军主力，被美军吸引到太平洋战场，中国国内战争日益消停时。
　　
　　1943年6月，窝在重庆的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准备袭击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南部。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60万军队，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后消息传到延安，1943年7月4日和6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蒋介石见消息走漏，于7月7日电令胡宗南，取消这次原本秘密的偷袭延安行动。
　　
　　1943年7月9日，延安军民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美国）的反对下，国民党酝酿的这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在发动阶段就被制止了。
　　
　　这帮窝囊废也就内斗的能耐。




1943年5月初，日军第1集团军以其主力及伪军共1.5万余人“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驻太行区部队主力围歼于左权、涉县之间清漳河两岸的狭窄地区内。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决定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适时跳出日军合围圈，转向外线，组织游击集团在内线展开地雷战、麻雀战，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此次反“扫荡”作战，第129师驻太行区部队共歼日伪军2500余人，使日伪军围歼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计划破产。
　　
　　1943年9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37、第62、第69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三个梯队，以“铁滚式”新战法，由北向南“滚进”，再自南向北对太岳区反复清剿，妄图摧毁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山西省沁源、平遥、安泽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
　　
　　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节节抗击，杀伤日军，但未阻挡住日军南进。16日，日军推进至临汾至屯留公路两侧，并越临屯路对太岳南部地区实施合围。此时，太岳军区部队主力已转移到外线，向日军后方交通线广泛出击。第1军分区第59团连续袭击白晋线两侧之道兴、太平，余吾等日军据点，第38团袭人同蒲东侧之北张、赵壁等日军据点；第2军分区主力向白晋线长子、晋城段出击，连克大堡头，三家店等据点；第3军分区主力插入同蒲线洪洞、临汾地区，抵近日军据点袭击、伏击，并一度袭入临汾以南张庄车站。24日，第2军分区第16团在韩略村附近设伏(参见韩略村战斗)，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组织的军官战地观战团120余人，打乱了日军扫荡计划。28日，日军继续南进扫荡中条山区。就地分散坚持反扫荡之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部队主动出击，杀伤日军。11月10日，日军主力北撤，沿途连遭太岳军区主力部队和民兵打击。22日，日军分路回撤，反扫荡战役结束。
　　
　　此役，八路军作战720多次，共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由于我起初对敌作战特点没有掌握，有的部队曾一度陷于被动。但当我发现敌人的新特点后，即以主力转入外线作战，袭击敌后方，截击其运输队，并尾击、侧击“清剿”和搜掠物资之敌，从而变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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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6日，重庆郊外，躲蔽日军空袭的民众。
　　
　　四个月后，到1943年8月23日，日军80架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轰炸。
　　
　　此后，日军将第11航空舰队主力撤回日本国内，备战太平洋战争。从9月2日后，留华日本海军飞机仅余10多架，以后随有所增加，但已无力组织大的进攻作战了，对华主要作战任务，从此交给了日本陆军。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率领的几百万军队，竟然出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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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6日，英国海军元帅、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偕其随从人员抵达重庆，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商讨中英军事合作诸问题。“东南亚盟军统帅部”成立的主要任务是会同中美军队，反攻、收复缅甸，以达到重新打通中国对外交通线，又保证英属印度不被日军占领的目的。所以它必须要和中国战区在军事上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达到协同作战的效用。
　　
　　为此，英皇乔治六世、英国首相邱吉尔分别于1943年9月23日、10月2日致电蒋介石，推介蒙巴顿元帅来重庆会商一切。图为蒙巴顿与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握手。双方在会谈中，就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范围的划分、中英美三方军事合作、反攻与收复缅甸、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归属等问题，反复交换意见。会谈时中方出席的有宋美龄、何应钦、商震、刘斐、林蔚、董显光等，英美方面出席的有索摩维尔中将、史迪威中将、格立斯但尔少将、考白旅长、霍格斯海军上校、陶白逊中校等。
　　
　　对于一心想保存实力的重庆国民党政府来，如果不是看在外国援助的面子上，国民党是不会主动与日军开战的。



1943年10月，为重新打通中印交通运输线，让外国援助物资送到重庆国民党手里。中美联合发动缅北滇西反攻战役。对日反攻主力，包括一年前缅北战败后，逃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孙立人部）和新22师。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远征军在印度兰姆伽训练营受训并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并且配备全套美式装备。
　　
　　在印度兰姆伽接受整训的中国远征军。步兵团的美式迫击炮、战车防御炮、火箭筒、重机关枪、轻机关枪、冲锋枪直到步枪和手榴弹都在美军训练之列。此外，部队还有工兵营、通讯营、辎重营的汽车驾驶和修理部门的训练，甚至骡马的驮载和保养等也都接受美军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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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会后发表公报，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宣誓共同对日作战，以及对战后日本占领地做了处置。这就是著名的《开罗宣言》。其中特别指出“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这也就为关于台湾回归中国的问题定了调，为战后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当今天的台湾绿毛龟，还在否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时。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澎湖列岛，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在台北市接受了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滕利吉的投降，被迫割让给日本50余年的台湾省，正式回归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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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反攻省略到向日本投原子弹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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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15日，美军出动63架B-29型重型轰炸机，从中国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九州八幡钢铁厂。它从成都飞抵日本九州，往返只用8小时，而B-29的续航时间可达20小时。这是美军首次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把日本人炸回石器时代去！”是二战时期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句口号。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这就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力量。
　　同时期的中华民国，只敢派飞机到日本撒传单。
　　日本人怕传单吗？笑话。



1944年6月15日起到当年年底，美军B-29重型轰炸机，以中国为基地，共分10次向日本本土投下了3623吨炸弹。其中在9月26日，一次出动了83架。B-29载弹量达9吨，航程6000公里，共生产了2774架。
　　
　　到1945年1月底，B-29开始从中国撤出，重新部署在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基地。后来对东京大轰炸，和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载机，就是这批B-29。日本本土遭到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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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毫无羞耻地吹嘘自己的抗日功绩时，也不想想，你们配吗？

1942年起，美军对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的歼灭性反攻，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饥荒，使得民生陷入绝境。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图片均为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照片。



当今天台版的网友开玩笑说：中国人还在啃树皮时，肯定不会有人真的愿意去尝试吃树皮草叶的滋味。然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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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这是1943年3月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宋美龄登上封面。下面小字大意为：她和中国知道忍耐意味着什么。美国人对宋美龄的吹捧，在21天后被《时代周刊》揭露的中国河南饥荒灾情中，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再次震撼。
　　
　　
　　
　　1943年2月初，重庆《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
　　
　　1943年3月，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White）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与他同行的还有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们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
　　
　　白修德感到最大的震动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转引自《走进中国》）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白修德意识到只有通过舆论压力，才能逼迫国民党投入资源救灾，但是中国媒体遭到国民党控制，是无法发表这些灾情的。
　　
　　白修德通过洛阳电报局，将调查文章发回了美国《时代》周刊。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还因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而名噪一时。1943年3月22日，就在距宋美龄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还不到21天，《时代》不顾阻挠发表了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道，它第一次损坏了蒋介石夫妇在《时代》周刊老板卢斯帮助下所呈现的美好形象，也揭开了中国重庆政权的腐败一角。
　　
　　宋美龄看了报道大发脾气，何应钦不承认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白修德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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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24日，湖北省长阳县陷落。这是湖北省最后一个陷落的县城。抗战期间，湖北省共辖70个县和一个省辖市。全省面积18.62万平方公里。期间有53个县市先后沦陷，只有18个县没有沦陷。全省沦陷区面积达12.91万平方公里，占湖北全省总面积的69.3%。
　　
　　抗战期间，湖北省人口损失928596人，其中重伤234559人，轻伤176295人，死亡517742人



1943年12月前后，日军正在进攻湖南常德。
　　
　　
　　
　　常德会战发生于1943年11月至1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云南的反攻，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由日军第11军，出动45个步兵大队约9万人左右，冲破了国民党第六战区右翼的第10、第29集团军防线，在外围中国军队30个师15万人的围攻下，攻克了常德，并重创了前来解围的国民党第10军等部队后撤退。
　　
　　日军撤退后，国军重新收复常德。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22次会战中，唯一一次收复城池的战役。此战国民党共集结了43个师共21万人的兵力，来对付日军10万人，最终国民党军队死伤6万余人，日军死伤1万余人。
　　
　　此战进行时，恰逢蒋介石在埃及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罗斯福在收到这一战役的惨烈状况后，还特意向蒋介石询问了常德守城主将的姓名。守卫常德的国军第57师8000余人奋勇抵抗，最后仅83人生还。师长余程万最后率200余人突围逃生。常德失守使得蒋介石在盟友面前颜面大失，谈判筹码降低，气得他要枪毙守将余程万，拘押4个月后得人求情才释放。（余程万与蒋帮不合，后去香港，1955年在香港被劫匪打死，可能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所为）
　　
　　
　　　常德血战使得古城损失惨重，日军在战役中使用了飞机和细菌战部队，入城后大肆劫掠奸淫。据1946年湖南省政府社会处的《湘灾实录》和统计室的《抗战损失统计表》公布的数据，当时隶属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的9县中，日军杀死我常德民众52560人，杀伤民众195661人，掳走青少年及儿童18074人，强奸妇女8457人，感染鼠疫死人数7643人，烧毁房屋77636栋，抢走粮食1551485担，屠杀耕牛54471头。另据《中央日报》当时的报道，常德总计财产损失47.556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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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国民党绝不会想到，日本正在酝酿一场自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扑。
　　
　　1944年1月13日，日军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制定了一个试图挽救帝国命运的行动方案，称为“一号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为在本土动员51万兵员，补充中国派遣军缺额，并抽点日本本土与东北的关东军，全力支持中国派遣军的1号作战。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中国战场。
　　
　　一号作战计划共分为四步，第一步先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并歼灭在河南的中国军队主力。第二步由驻扎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发动直捣衡阳的大会战，彻底击溃国军第九战区的主力。第三步为成立日军第六方面军，负责打通粤汉铁路，与华南的日军第23军配合，发动由广州北上，与武汉日军第11军的会师行动。第四步为打通粤汉铁路后，日军出兵攻占广西与越南的通道，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
　　
　　日军已经孤注一掷，彻底疯狂了。
　　此战，日军基本全部达到作战目标。
　　中华民国军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全面溃败。



日军急于发动一号作战的根源在于——1942年后，陈纳德指挥以华南为基地的驻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袭击日本的战略运输船队（由东南亚经台湾海峡到日本），造成日本运输船队每年损失高达一百万吨以上。日本的军工和民用工业生产，由于缺乏原料与能源的供应而面临全面停工。因此，日军必须摧毁中国华南地区的空军基地。
　　
　　至1945年，驻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军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日本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日本国家命脉，完全依赖海上资源运输线。一旦被掐断，日本社会经济就会陷入瘫痪。
　　然而就是这个如此脆弱的岛国，打得中华民国满地找牙。
　　这就是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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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河南饥荒，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推着独轮车，车上躺着亲人饿死的尸体。人的生命可以轻贱至此。
　　
　　
　　
　　 再看中华民国守军方面，日军自1941年5-6月山西中条山之战（此战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伤亡超过8万人，有十余万人失踪；日军仅战死670人，负伤2292人。此战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后，从1941年至1944年，日军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对华北国民党守军，发动大规模歼灭战。
　　
　　 国民党军队守护河南省防线的主将是蒋鼎文（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44年中原溃败后辞职，弃官从商，狂嫖滥赌，74年死在台湾。）和汤恩伯（曾留学日本，得陈仪、蒋介石赏识拔擢，从此飞黄腾达，48年逃去台湾，54年病死日本），坐拥40万军队。日军三年不进攻，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主要任务，竟然是看守和围剿共产党根据地。
　　
　　 日军休战期间，汤恩伯大肆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在河南饥荒重灾区（饿死几百万人），仍然大肆征敛，河南省税征有著名的“汤粮”。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30万官兵，几十万驻军的军粮、草料、兵源，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饿殍遍地，人人相食。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
1944年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后，汤恩伯部一触即溃，望风而逃。36天丢了37座县城；仅仅38天，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就把河南全境丢给了日本鬼子，还损失兵力20多万。更加堪称世界战争历史奇观的是，河南西部山区的农民，举着钉耙菜刀猎枪，到处追杀国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国民党军队，被老百姓缴了械，5万多国民党军队，就这样束手就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国军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战争爆发后，民众主动为其输送军食、救助伤兵。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1943年美国记者白修德还在河南调查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然而非常讽刺的是，日本军队竟然在河南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党军队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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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河南郑州遭受日军轰炸后的惨状，日寇这次大轰炸，几乎把郑州的繁华区域炸成一片废墟，仅有的一个豫丰纱厂也被炸毁，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立即中断。被炸死炸伤者达数千人，物资财产损失难以计数。4月22日日军攻陷郑州。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正在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第一阶段作战地域主要在河南省的中部和西部，故称“河南战役”。日军第12军以第37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在河南中牟附近渡过黄河，突破中牟地区的国民党守军阵地。日军接近，河南洛阳长官部完全紊乱，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高级将官纷纷抢运眷属逃亡陕西，计被敌机炸死于洛阳至潼关铁路线者达千余人。河南渑池失守时，日军掳去国民党军队官太太、小姐等即达300余人。
　　
　　1944年4月17日，河南郑州警备司令部正式通知郑州地方各机关单位撤离市区，向西南梅、太二山（荥阳、密县交界处）转移。当日夜，大街小巷都有岗哨，不准闲人行走，国民党军队流水般的跑步撤出。直到天色大亮军队撤完，各机关才得放行。一经放行，机关人员、眷属、车辆，一齐涌向西闸口。当人群到达陇海体育场时，前面的人见有穿黄军装的队伍在陇海花园附近的铁路上，仔细看发现是日本兵。有人喊了一声“日本人来了”，人群顿时炸开了，日军的步枪、机枪、迫击炮随之炒豆般地响了起来。接着飞来三架日机，在上空盘旋扫射，轮番轰炸。
　　
　　1944年4月22日日军攻陷郑州。此次国民党溃退中，日军占领郑州地区，仅用了20天时间，较大的战斗有4次：中牟之战，黄河南岸汉王城之战，密（县）登（封）之战，汜（水）巩（县）之战。到5月7日，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向洛阳西北孟津方向溃逃，郑州地区的抗战全部结束。日军由此占领郑州，一直到抗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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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28日，河南洛阳陷落。洛阳自古即为坚城，工事严整，易守难攻，然而由于指挥河南战役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等畏敌退缩，导致河南会战开始不久即形成国军溃退之势，洛阳成为被日军死死包围的孤城。
　　
　　 最后仅剩守将豫西土著军阀武庭麟（此人生性凶残，素有恶名），率领15军和94师奋起抵抗，坚守21天，阵亡1万余人，最后仅存官佐316人、士兵1795人。洛阳民众在日军的轰炸中被炸死近万人。一个平素作恶多端的杀人阎王，竟然成了抗日英雄。这对于国民党，不谛扇了记耳光。
　　
　　 武庭麟是伊川人，副军长姚北辰是洛阳县人，所领15军官兵多为豫西人。因此，这支军队不愿看到家乡的沦陷，保家卫国的激情高涨，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5月23日，日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以“防止洛阳古城毁于战火”为名逼迫白马寺的僧人，给中国守军送去一纸劝降书，当场遭武庭麟严辞拒绝。当日争夺城厢的战斗全面展开。敌人炮兵在安乐窝、周公庙、西关、火柴公司、苗家沟、庄王山、上清宫、葛家岭、五里铺、下园街等处，遍向城内及东、西车站轰击。一天之内向城区发炮约8000余发。当日夜晚，敌人攻城兵力已增至3.5万余人，战车400余辆，野山重炮、机械炮120门，调兵和运送弹药共动用汽车1000余辆。
　　
　　　　24日拂晓，除敌机多架飞抵洛阳上空轰炸、扫射、散发传单外，五六千敌人向94师守卫的东半城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中午12时，敌120门火炮向城内轰击，炮弹如雨，暴露的工事及房屋均被摧毁。敌在炮火的掩护下，战车300余辆，分6路由西南城角、西门、西北城角、东北城角、东门、东南城角向城内猛攻。敌主力集中在西北城角和西南城角。午后3时，94师防守的东北城角和65师防守的西北城角同时被攻破。4时，专署及复旦中学等处均发现敌人。5时，敌战车经北大街进至十字街口。守军各级指挥系统被逐段隔绝。在指挥中断情况下，守城官兵利用民房和敌人进行巷战，逐街逐巷进行争夺，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日暮后，全城进入混战状态。经过激烈战斗，共毙伤敌人8000余名，15军官兵也伤亡3000余人。在无法坚持战斗的情况，当夜下令，命各部夺路出城，到洛阳城外集结待命。
　　
　　　　25日，未退出城的部分官兵在十多处街巷与敌血战，终因人数太少，力量悬殊，洛阳沦陷。 在保卫洛阳的整个战斗中，我军阵亡1万余人，受伤被俘三千余人。突围后，我军仅存官佐316人、士兵1795人。洛阳民众在日军的轰炸中被炸死近万人。
　　
　　 豫西沦陷后，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仅1944年5月一个月内，日寇制造了石陵大屠杀、水沟庙大屠杀、穆册大屠杀、漫流村大屠杀等12次大屠杀，杀死无辜村民1580人，强奸妇女257人，被奸杀的女子最小仅11岁。1944年5月，日寇攻打在栾川潭头的河南大学，将一百多名未来得及逃走的师生集体枪杀，其中包括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李某等十多个女生被奸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洛阳被俘国军3000余人，部分被日军押送至日本秋田县“鹿岛组”充当劳工，1945年6月30日，劳工在大队长耿谆的率领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日本警方出动2万军警镇压，418名中国劳工命丧日本，史称“花冈惨案”。




1944年4月18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后，15万日军一路势如破竹，仅用38天即击溃国民党在河南地区的40万守军，占领河南全省，打通平汉铁路（北平至汉口）。日军第一步作战目标基本达成。
　　
　　5月中旬，日军13个师团计36万余人沿粤汉铁路南犯，欲攻克长沙、衡阳、桂林，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日军分为三路，避开中国军队的侧翼迂回，目标直指长沙、衡阳。中国守军有薛岳（第九战区），张发奎（第四战区）、余汉谋（第七战区）部共30万余人。此战日军兵力要多于国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湖南战区司令长官骄傲轻敌，指挥失当。守军违抗增兵重点防守岳麓山之军令，招致会战失败。
　　
　　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3万余人开始向进攻。他们改变前三次战法，重点攻击我岳麓山防线，先拿下岳麓山下的国军炮兵阵地，架重炮于岳麓山上轰击长沙城。城中守军不仅失去岳麓山炮火支援，而且处于日军炮火威胁之下，伤亡惨重，被迫撤离。守城的陆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在重庆被处决。6月18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
　　
　　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长沙会战的总指挥是抗日名将薛岳，在此战中一败涂地。张灵甫率领的58师，在益阳、宁乡诸战中，毙敌736人，伤敌1697人，自身伤亡1600余人。长沙失守后，58师是极少数受表彰的部队之一。短暂休整后参与衡阳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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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衡阳大撤退，衡阳机场美国空军基地被日军轰炸。
　　
　　
　　1944年6月8日，湖南省会长沙陷落，日军直指衡阳。6月23日，日本调集了10多万兵力对衡阳大举进攻，衡阳守军奋起反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从6月23日开始，到8月8日结束，历时47天，共打死日军约2万人，伤近6万人。我方守军牺牲1万6千余众，最后仅存1200余人。衡阳人民为抢挖工事，运送弹药，就牺牲了3174人。但遗憾的是，守城最高指挥官、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等一批高级将领，最后屈辱地向日军打出了白旗投降。8月8日衡阳陷落。
　　
　　　湖南会战历时三个多月，双方参战人数，国民党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民党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民党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
　　
　　导致国民党军高伤亡率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志，二是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就官兵素质言,国民党军远不如日军。
　　
　　　　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训练更是无从谈起，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射击。



1944年7月15日，在沿缅甸列多公路某处的康复营地里，美军史迪威将军脱帽对着一群中国退伍军人讲话。战争遗留下的伤残军人，先在此学习新的生存技能——铁匠、编织、木工等，然后离开军旅回到平民生活。
　　
　　
　　正当盟军1944年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全面反攻时，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短期出现的大规模溃逃，招致美军强烈不满。
　　
　　1944年7至10月间，史迪威多次向马歇尔将军报告，蒋介石在与共产党共同抗日问题上的不肯妥协。马歇尔最后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让史迪威全面接管蒋介石军队的建议，甚至制定了乘蒋介石访问印度时，在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用空难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后因蒋取消访问计划而流产。
　　
　　蒋介石得知史迪威向美国告状后，终于下决心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回史迪威。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史迪威写了两封告别信，一封给陈纳德，一封给朱德。在给朱德的信中，史迪威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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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攻部分省略，摘录其他：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
　　
　　受害最深的当属中国人。
　　
　　一个傲居世界数千年的汉民族，在中华民国时期，居然可以堕落至此。
　　
　　实在让人胸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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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灭亡，已经进入倒计时。日本也在垂死挣扎。
　　而中华民国国民党统帅的几百万中国军队，仍然在溃退、溃退、溃退。。。。。。。
　　
　　丢人啊。
　　
　　60多年过去了，一群无知的国粉，居然还在指责共产党，在教科书里抹杀国民党的抗日功绩。你们说说，就国民党这副鸟样，共产党怎么给它们涂脂抹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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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说的是，1937年12月，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十几万南京军民的日军第16师团（京都师团），在莱特湾海战中，几乎被美军全部歼灭。
　　
　　日军大本营命令在莱特岛守军“自给自足，永久抗战”，第16师团残部在热带雨林中饱受饥饿、疟疾、脱水的折磨，大部在恐惧与无助中死亡，少数人组成自杀队逃进深山，直到日本投降才放下武器。战后统计，日军第16师团有13778名官兵参加了莱特岛战役，战死13158名，幸存仅620名，师团长牧野四郎中将在1945年8月10日战败自杀。
　　
　　
　　中华民国的耻辱，竟然是美国人洗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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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已经反攻至菲律宾。


1945年，在闽江对岸俯视福州。
　　
　　
　　
　　1944年8月8月，日军占领衡阳后，开始从湖南、广东及越南3个方面向广西进攻，国军称为桂柳会战。中国华南地区沦为一片屠场。
　　
　　1944年10月4日，福州沦陷，这是福州在抗战中第二次沦陷。第一次发生在1941年4月21日，日军分多路包围福州，国民党军队未经抵抗，即行溃退。日军占领福州后，直至1941年9月3日主动撤退，国民党军队才重新占领福州。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的目标，即为打通中国与东南亚日军的战略交通线，同时摧毁美军在中国华南地区的机场。9月27日，日军在福建连江-莆田一带登陆，28日攻克连江县城，随即兵分两路进攻福州。10月4日，驻守福州市内的国民党守军，全部弃城逃跑，福州被日军全部占领。直至1945年5月18日，日军为了挽救败局，决定战略收缩，才主动撤出福州，向浙江永嘉方向集结兵力。
　　
　　如同其他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一样，福州被日军占领期间保守摧残。日本侵略军两次侵占福州期间，据统计，福州被杀340人，有18万难民；连江被杀723人，难民3万；闽侯县被杀299人，难民62000人。大量房屋被日军烧毁。被掠夺杉木估值347000元，粮食约31967担，棉花204000担，布匹24000匹；闽侯被抢粮食30312石，棉花7266斤，布匹1233市丈。日军经济上对福州地区的掠夺，使得福州地区的农、工、商业蒙受巨大损失，急剧衰弱。
　　
　　
　　
　　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的时候，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蒋介石嫡系），他可以集中精锐的中央军7-8个师10余万人的兵力，去封锁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和制造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却对国民党对外接受援助的三个联系口岸之一，关系到国民党第三战区，乃至全中国抗战的全局利益的重要城市——福州，疏于防范，还和占领厦门的日军大做生意。
　　
　　1938年5月13日日军占领厦门到1941年4月21日日军进占福州。国民党第三战区在福州与日军对峙的只有第七十五、第八十师及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皆不满编），连同地方保安队共3万人，而日军进攻福州仅5个步兵大队1.2万人。福州3天失陷，期间顾祝同未发一兵一卒救援，这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抗战功绩”。



猜猜看这座满目废墟的城市是哪里。
　　
　　
　　
　　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后，日军沿着湘桂铁路长驱南下，大举进犯广西，集中8个师团和2个旅团约15万人向桂林推进。蒋介石下令给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要张确保桂林、柳州。但是由于桂系军阀处处遭蒋介石排挤，白崇禧将自己的亲信部队，从桂林调出，换成阚维雍的131师（战斗力较弱）和170师（全系新兵的后调补充师）。仅以2万兵力抵抗日军正面5.3万余人的进攻。
　　
　　9月，第四战区下令强迫疏散桂林市民。当时桂林市所有党政军机关，毫无指挥与措施，致使机关、团体、学校争先恐后，抢夺交通工具，乱成一团，情况非常狼狈，群众顾此失彼，怨声载道，极为悲惨。桂林紧急疏散后，除守城部队外，其他什么人都走光了。隔不到数日，说是北门外扫清射界处起火，当天西北风特别大，无人救火，火势从北而南在一昼夜时间，桂林城一片火海，人民财产付之一炬。日本投降后，桂林市民回转家园，只见一片荒圩草丛，无处安身，人民群众义愤填膺。
　　
　　10月26日，日本第6方面军命令11军攻占桂林，以58师团为主攻，在重炮兵第14、15联队，独立野炮第2联队，独立重炮第6大队，战车第3联队配合下由灵川急进，进攻桂林北门和西门；第40师团在独立山炮第2联队的配合下由兴安向桂林东门进攻；第13师团进攻南门。
　　
　　从11月1日起，日军开始对桂林外围发起进攻，中国军民依托石山岩洞进行顽强抗击。日军对七星岩中国守军施放毒气，守军800余人惨死于大小岩洞里。桂林外围的防御工事几乎全被日军的炮火摧毁，外围部队残部退入城内。
　　
　　11月6日，日军驻广西桂林南郊雁山镇松井部队到五塘村搜杀，村内无人，发现吉山上有炊烟升起，于是赶往搜山，找到了洞口。他们将农民们存放在洞口的箱笼、衣物、土烟叶等可燃物堆拢，浇上煤油，点火熏呛洞内群众。除几十个中毒轻者侥幸生还外，其余的人均已中毒身亡。共208人熏死在洞中。当天，日军完成对桂林的包围。
　　
　　11月8日，日军集中火炮百门、坦克30辆，支援步兵强渡漓江，突入桂林市区，城内官兵与日寇展开巷战，顽强厮杀。由于日寇凭借坦克、装甲车以及火焰喷射器攻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11月9日，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第16集团军上将副司令）和31军军长贺维珍，率领少数幕僚弃城逃跑，131师师长阚维雍举枪自杀。11月10日，桂林、柳州同时沦陷。战后根据日军11军统计，桂林战役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被俘13151人。170师逃跑时遇到日军第37师团，副师长胡原基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阵亡，大量官兵被俘。
　　
　　桂林防守战原来任务是要防守三个月，结果由于孤军奋战，仅仅守了3天，即为敌军优势兵力攻陷。撤退时又毫无计划，以致损失十分惨重。曾经拥有50万人口的桂林，变为一座死城



这张照片是1945年8月，广西省会桂林光复后，市民们回到已经成为一片残垣断壁的家乡。
　　
　　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